杨友仁
1949年11月21日，武隆县城解放。11月24日，武隆全境解放。12月5日，武隆县新生红色政权——武隆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执政的新时期。
新生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其溃逃时留下的残余力量迅速与原有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当地惯匪相互勾结，组织开展了武装暴乱、攻打区乡人民政府、用残忍手段杀害地方政府的干部和下乡征粮的工作队员，妄图扼杀刚刚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
在武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一大批共产党员、新政府工作队员和翻身农民积极分子与进步群众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和武装暴乱的土匪恶霸作了殊死的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来之不易的人民执政的江山。
铁血英魂，彪炳千秋。在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笔者特将搜集纪录整理的一些解放初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大义凛然与武装暴乱土匪及地方恶霸作英勇斗争而光荣牺性烈士的事迹公诸于报端，仅作崇敬缅怀和深切的纪念。
许智伟三烈士血洒桐梓山
许智伟，1923年9月出生在云南省石屏县陶村区蔡营村。1939年7月，在故乡念完小学后考入石屏县师范附中。1942年升入由杭州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1947年，许志伟在重庆复旦大学就读期间，经川东特委负责人卢光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到重庆巴县松花中学、重庆市立师范和育才学校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1949年4月，许智伟受地下党川东特委派遗，与郭一帆、谢毅然等同志到武隆桐梓山地区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10月初，许智伟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发动桐梓、火炉两区五个乡的群众筹集粮草，医药品支援进军大西南的解放军。
1949年11月初，许智伟从重庆参加川东特委会议回来后，马上在桐梓山召开了中共桐梓特支的党团员会议，传达中共南方局“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控制桐梓山吴鸿哲、吴汉皋等反动势力，加强分化土匪武装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增加武装力量，作好配合解放军解放桐梓、火炉和追击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同时号召全体党员、团员、“新青社”社员和各农会及进步人士维持好地方秩序，防止敌人的破坏。积极发动桐梓、火炉两区五个乡的群众筹集粮草和医药品，支援即将进军大西南的解放军，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
11月21日，武隆县城解放。12月5日，武隆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经县委研究决定，中共桐梓特支的许智伟任中共武隆县委秘书处秘书，郭一帆任文教科科长，谢毅然任县委工作人员。
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立后，为了巩固新政府维系其工作运转和支援前线，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好粮食的供给，县委要求在两个月时间内必须完成征粮500万斤的任务。于是县委、县政府组织县级机关和各区乡干部深入到农村向农户征粮，向群众宣传好党的征粮政策，发动开明绅士和群众积极上交公粮或以物资相抵扣。
在地下党开展过农村工作的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此时站了出来，分别向自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下乡去参加征粮工作。组织上根据他们工作经历，又派他们参加桐梓山征粮工作队，再次回到桐梓山，带领区乡工作人员和当地农会干部，深入农村向当地地主绅粮和农民宣传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发动群众积极上交公粮。
桐梓山地区的吴鸿哲、唐云武、刘廷谷几家恶霸地主对这次开展的征粮运动恨之入骨，公开反对征粮工作，还四处派人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政权长不了，国民党不久就要打回来重新执政”，极力唆使当地的地主和土地大户人家拒交公粮，同时在暗中威协部分农民，要他们对征粮工作进行抵制，要么拖延上交公粮时间，要么减少上交数目，甚至拒绝交出公粮。
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他们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与当地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分别深入到土地、桐梓、接龙、后坪等地的群众中召开大会，揭露反动势力大搞反宣传、煽动人们坻制征粮运动的阴谋。许智伟和郭一帆还在桐梓场上约见了吴鸿哲及其侄儿吴汉皋等桐梓地区的头面人物，向他们宣传征粮政策，宣读县人民政府发出的《告全县同胞书》，声明征粮的有关政策，请他们大户人家带头遵照执行，不得违抗，要求给予支持和配合。可是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桐梓地区的征粮工作仍然进展缓慢，迟迟未能完成县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
1950年2月5日晚上，到桐梓地区检查征粮工作的县委书记贾成一行受到土匪的袭击，匪徒们趁着黑夜缴了哨兵的枪，并甩了一颗手榴弹到贾成住的房间外面。贾成见此情况，立即命令带来的独立营战士，用冲锋枪向前来进攻的匪徒进行扫射，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第三天，桐梓征粮队的同志都劝贾成书记暂时下山避其土匪的攻击，但他想到自已刚来新区，遇到土匪两次袭击就离开的话，会对当地群众和征粮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决定自已人不能走，只要在住地加强警戒，进行固守就行。
中午，县城来了电话，代县长王猛通知贾成迅速回到县里去研究全县的剿匪工作，贾成只得离开桐梓山。他在临走之前，对许智伟、郭一帆等留下来的同志就如何继续开展征粮工作、如何防止土匪袭击作了指示，要求大家在遇到匪情时，工作队可退到桃园洞去固守待援，甚至可以暂时撤离桐梓山。
2月8日，征粮工作队的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和火炉区副区长等一起作了如何应对敌人的研究，最后决定工作队不能走，不能散，暂不撤离。于是把工作队的干部和区干队队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到桐梓场近郊的天台寺住下来。曾持平带领区干队队员在场上周边作巡逻接应。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白天在地主吴汉皋家里继续做其工作，晚上悄悄到下场口吴家的佃客（租佃土地种粮）的龙云发家里住宿。
那知第二天拂晓时分，接龙方向200多个土匪在匪首唐云武、陈智带领下向桐梓场袭击过来，桐梓场内外顿时响起一片激烈的枪声和喊杀声。由于有人告密，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三人在龙云发家遭到土匪包围，经过一阵枪战，终因敌众我寡最后被敌人抓住。
天亮之后（即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桐梓山上开始大雪纷飞，气温骤然下降。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三人被土匪押到桐梓场的下场口，脱光他们的衣服，分别把三人捆绑在三棵树上。匪徒们团团围住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许智伟们面前，开始对三人进行轮番的鞭打和辱骂。许智伟们在土匪几个小时的折磨中，始终高昂着头颅，毫无惧色地瞪着双眼看着匪徒，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畏惧之情。到了上午10点多钟，这群匪徒的头子何绍斌见许智伟他们仍是坚强不屈的模样，气得咬牙切齿，便暴跳如雷地吼叫起来：“你们这些家伙敢来要我们交粮食，今天老子就来要你们的命，割你们的肉。”三位同志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仍是大义凛然地怒目相对，这更把土匪们气得骂天骂地。匪徒彭先刚、王安政、陈文举在辱骂中，当着场上围观的老百姓，拿来马刀，举着向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三人头部砍去，然后又是一阵乱枪，烈士们浑身是血，壮烈牺牲。
单龙光年轻生命献武隆
单龙光出生在浙江省车阳县三单乡前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9年5月，单龙光的家乡解放了。他为了追求革命，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学习半年之后，被编入二野11军地方干部总队。11月初，在湖南常德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成为一团四支队三中队（即解放武隆后的接管中队）一名工作队员。
西南服务团随着解放军挺进西南地区。武隆解放后，单龙光所在的接管中队于11月24日到达武隆县城，他被分配在新成立的武隆县人民政府财粮科任科员。
为了筹集办公所需和支援前线，县政府把民间征粮借粮作为当时所有工作人员一项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分配下乡镇去组织粮食供应。当时财粮科人手少，工作压力大，年轻的单龙光被安排在单位负责日常事务，但他认为征粮工作是一件涉及政府运行和支援前线的大事，几次自高奋勇要求下到乡镇去参加征粮工作，领导见他态度坚决，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单龙光随县政府第三征粮队到了土坎乡后，就和工作队的同志一道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和人民政府出台的合理负担征粮政策。起初有些人不理解，单龙光就跑到这些人家里做说服动员工作。经过10多天的努力，单龙光那个工队组很快在清水、松树两村筹集到4000多斤粮食，受到上级的表扬。其后财粮科科长见单龙光会做群众工作，又带着他到木根乡去继续开展征粮，结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缓解当时全县粮食紧张情况做出了贡献。
1949年12月，武隆各乡镇的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恶霸武装开始纠集在一起发动土匪武装暴动，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府.他们公开叫嚣，凡是外省的、穿黄军装的、戴八一军帽的人，统统杀掉一个不留。一时间这些丧心病狂的土匪武装在全县到处抓捕县政府驻各乡村的征粮队员和工作队员，公开抢劫粮站，肆意杀害翻身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搞得全县乌烟瘴气邪恶盛行。
面对白色恐怖，单龙光却毫不畏惧，他明知下乡会有生命危险，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50年农历正月初，他又和工作队笫二次去土坎乡开展征粮工作。正月初九的晚上，单龙光吃过晚饭后，为了查看工作队驻地周围的安全情况，只身带着枪到土坎街上巡逻，不幸遭到准备偷袭工作队员暗藏黑暗中的土匪徐志光用冲锋枪的射击，当场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
一个生在异省他乡的单龙光烈士，为了保卫武隆新生的红色政权壮烈地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那一年，他才刚满17周岁。
剿匪侦察女英雄郭明珍
平桥地区解放后，盘踞在该地多年的土匪头子陈维先不甘心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失败，在接到川东反共救国军司令部“组织人员暴动，消灭平桥区人民政府”的指令后，立即在平桥、鸭江一带串通地痞流氓，很快组织了一支有600余人的土匪队伍，还配备一些轻机枪、步枪和手枪，开始在平桥地区与新成立的区人民政府为敌。他们先是在几个村子放火烧毁十多家曾参加过地下党活动群众的房屋，打击正气扰乱民心，接着又由匪首陈维先亲自带领，抢劫了平桥区粮站，搬走几千斤粮食。
新成立不久的平桥区人民政府奉上级命令，针对土匪无恶不作的猖獗活动，与驻地的解放军区干队一起，联合开展了剿匪工作。为了增加剿匪队伍骨干，他们在有觉悟的青壮农民中开展革命宣传，发动大家参区干队，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当时一位年满三十余岁的茅坪乡赵家村青年妇女郭明珍，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参加了区干队，并担任了区政府的通信员，每天不辞辛苦奔波各地，为区政府领导和区干部送达各种机密文件和信息。
1950年农历正月14日，郭明珍被解放军驻区区干队指导员胡鸣柯叫到办公室，对她讲陈维先的土匪营部设在赵家村后山的尖山寺寨子里头，希望她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假装一个到寺庙去烧香拜佛的香客，悄悄摸进尖山寺寨子内，仔细了解土匪营地的具体人数和枪枝情况，便于知已知彼开展对土匪的剿灭工作。胡指导员问她愿不愿去完成这个任务，郭明珍不等胡指导员说完，就拍着胸脯讲，我们村子经常被土匪骚扰欺凌，乡亲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喂的肥猪经常遭土匪抢劫而去，如今解放了，这帮人又来与老百姓为敌，我恨死他们这些该被千刀万剐的家伙，既然是组织安排，我就要去把土匪的情况摸回来。
当天中午，郭明珍包了一头黑帕子，挂了一只装有香烛钱纸的提篮，离开区政府后回到茅坪赵家村，然后与一群同去烧香的群众走进尖山寺寨子。郭明珍一走进寺庙内，就看到有荷枪实弹的土匪在庙里庙外巡逻，她一边假装烧香作揖打跪拜拜佛，一边不住地用眼睛四处观察，心里暗暗记下有好多人好多支枪。
烧香结束之后，郭明珍迅速走出庙门，准备下山向胡指导员汇报情报，此时，突然被一个熟人叫了起来，“郭明珍，你不是在区政府当通信员吗，今天啷个也来烧香拜佛哟。”这一句喊声。立即被庙外巡逻的一个土匪小头目听到了，他马上呼喊起几个土匪随着郭明珍追下山去。郭明珍知道身份暴露了，立即加快速度三步并着两步走，以尽快甩掉身后土匪的追击。但她毕竞是一个妇女，那有年轻力壮的土匪跑得快，才跑了一里多路，就被土匪追上了，把她押回山上的寺庙内。
匪首陈维先命令土匪们把郭明珍绑在一棵松树上，要她交待这次上山的目的，同时，逼问她平桥解放军区中队的领导叫什么，队员人有多少，枪多少支。郭明珍闭口不答。隔了一阵，土匪们就开始用皮鞭猛烈抽打，她还是一个字都不吐。搞了一个多小时，土匪仍然未从郭明珍嘴里得到有关平桥区政府和解放军区干队的任何情报。此时，恼羞成怒的匪首陈维先就惨无人道的叫土匪们割下女英雄的耳朵，划破她的嘴唇，全身共被割杀了34刀。
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和保守革命的机密，就这样被残忍的土匪夺去了生命，壮烈地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
陈远祥舍身就义不畏敌
解放后的七十多年来，陈远祥烈士的名字一直活在平桥镇广大干部群众的心里。
1949年11月下旬，位于大溪河两岸的平桥地区获得解放，解放军工作队成立了区人民政府。正当全区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庆人民当家作主翻身得解放的时候，以当地恶霸地主陈维先、杨作凡为首的土匪武装，却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和解放军驻区区干队恨得咬牙切齿。
陈维先、杨作凡他们经过四处联络，纠集了一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南川、武隆等地的土匪，对人民政府与区干队进行疯狂反扑，在群众中到处散布“共产党天下坐不长”“乡巴佬不要跟倒区政府跑”等反共言论，同时派出土匪去抢劫拥护新生红色政权群众的财物、烧他们的房子，还在区干队下乡征粮的路上设埋伏打冷枪。1950年春节刚过，这批土匪武装更加嚣张，公开冲进平桥粮站，强行抢走了仓库里的粮食。
土匪们一系列猖狂的活动，让平桥地区长期受到地方恶霸的压迫的劳苦百姓，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大家觉得解放后就要翻身过上好日子了，你一帮土匪来为非作歹与人民为敌，实在是太可恶啦。不少人就主动报名要求与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区干队的解放军一起开展剿匪斗争，有的积极参加农会组织活动，有的自觉向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区干队的解放军通风报信，告诉土匪躲藏驻扎的地点，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头目是哪些人。其中，平胜村的贫苦农民陈远祥表现最为突出。
陈远祥家祖祖辈辈给地主当佃农，从小受尽地主老财的逼租、盘剥和欺压。平桥区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对不再受剥削和压迫，翻身当主人充满希望。可一看到当地土匪恶霸勾结起来与人民为敌就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主动在暗地里了解土匪的活动，一有消息悄悄地跑到区干队向解放军报告他们的动向。
1950年旧历二月初四，匪首杨作凡带着一队土匪抢了平桥粮站后，区干队的解放军马上前往清剿，经过两天追踪，在寨子垭追上抢粮的土匪队伍，当场就打死了四、五个人。土匪见机不妙，便由杨作凡带领余部向南川县的双龙场方向逃窜。正在走亲戚的陈远祥看见土匪逃走的方向，立即挺身而出，飞快下山去向平桥区干队的肖连长报告了土匪逃窜的信息。
当陈远祥急匆匆地走出平桥场路过鸟杨村大田坎时，不幸被几个土匪捉住了。土匪问他走哪里去了来，陈远祥一时慌张没答得上来，这更引起他们的怀疑，于是把他五花大绑带去见匪首杨作凡。杨作凡此时正为这几天他们走到哪里，解放军就晓得情况，昨天几个手下才被解放打死而恼怒，巴不得找个人来出气。一听说陈远祥是从平桥场上慌慌张张出来的，又说不清去干啥子，马上怀疑他是去跟区干队通风报信的。
当天下午，土匪们把陈远祥押到了南川县水江区双龙乡的鱼潜沟后，把陈远祥绑在一棵树上，开始对他严刑拷打，要他老实交待是否去向区干队通风报信了，陈远祥一句也不讲。反而对土匪们破口大骂，说他们这些土匪丧尽天良与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为敌，一个都没得好下场。杨作凡见陈远祥这个样子，更加气急败坏，于是命令几个恶棍，割下陈的舌头，毁其下身，残忍地将他杀害，并将尸体抛下鱼潜沟悬崖下面山沟里。
陈远祥英勇牺牲后，平桥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区干队战士在鱼潜沟半崖山腰找到他的尸首，将其运回他的家乡平胜村大竹林小屋基处埋葬。半个月后，罪大恶极的匪首杨作凡和其他匪徒被解放军在清剿战斗中全部活捉。
陈锡清为革命鞠躬尽瘁
从解放初期到现在的几十年间，庙垭乡的广大干部群众仍对为革命鞠躬尽瘁的陈锡清烈士由衷的敬佩和崇尚。
陈锡清1915年出生在庙垭乡云丛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年幼开始，他就开始饱尝人间的冷暖，4岁的时候，父亲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到贵州去闯荡，结果一去就杳无音讯。照顾家中老人和抚养孩子的重担便压到体弱多病的母亲身上。在他刚满6岁时，母亲因不堪生活的重负改嫁他人，从此幼小的陈锡清只好与年迈多病的祖父一起过日子。
或许是穷人的孩子能早当家，苦难的经历让陈锡清比同龄的孩子都要懂事，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为祖父煮好饭，然后下地割猪草，回家宰猪草，然后煮了食子喂猪。年底，卖了肥猪补贴家里开支。日子一天天过去，陈锡清一天天在黄连汤里打滚。乡亲们都用陈锡清的事例教育自家的孩子，要他们学习陈锡清有孝心、懂事和面对生活的坚强。
20岁时，陈锡清成了家，本想一家人安安心心过日子的时候，年迈的祖父离他而去。他含着悲愤的泪水埋葬祖父之后，继续在贫穷的山乡饱受岁月的煎熬。
正在陈锡清苦闷傍徨的时候，同乡青年黄坤于来到他的家。黄坤于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向陈锡清宣传了许多革命理论，介绍共产党是带领天下穷人起来闹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让世间再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千千万才老百姓就能过上民主、自由、幸福生活的政党。接着黄坤于又动员陈锡清参加庙垭的农民游击队，拿起武器与反动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陈锡清听了黄坤于的革命宣传，仿佛在漆黑的夜晚见到一片光明，觉得日子有了奔头。在黄坤于笫二次找到他时，主动提出来参加游击队，跟着地下党干革命。
游击队根据陈锡清革命意志坚定、人又聪明的情况，安排他担任游击队的通信员，负责与设在平桥和平中学的上级党组织加强信息联系。陈锡清知道干通信工作，人要吃苦受累，又存在生命危险，但他没有推辞，而是勇敢地接受下来。
当时，平桥镇一带驻有一个连的国民党部队，分别把守在大溪河沿线，时时刻刻对过往人员进行盘查，以防有地下党的人搞革命串联。陈锡清第一次从庙垭到平桥送信，就表现得机智勇敢，他面对敌人的盘查搜身，一点也不紧张，就像一个平平常常从庙垭乡下来赶平桥场的人一样，脸不红心不跳，还主动跟国民党兵打招呼套热乎。一次次顺利地将游击队的情况上报给组织，又从上级组织那里把指示和命令带回游击队。
陈锡清由于多次往返于庙垭与平桥之间，难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因此他在每次送信时也特别警惕。有一天，游击队要组织一次农民斗地主的活动，需请示上级得到同意。陈锡清便带着报告从庙垭赶到平桥。岂料陈锡清刚从大溪河上坐船过河，敌人就高喊要对他进行检查，他知道这回不可能顺利躲过检查了，只好把报告揉成一团，刚准备扔进河中去，突然觉得会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于是灵机一动，假装咳嗽几声，用手揩嘴时将纸团放进嘴里吞下肚去。到了对岸敌人搜身时，结果一无所获，只好放他过去。
1949年10月，陈锡清奉上级命令，随庙垭武工队（由游击队改名）辗转到武隆、涪陵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护厂、护校斗争，迎接家乡解放。武隆解放之后，陈锡清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继续担任连队的通信员。
1950年初，陈锡清所在的部队负责涪陵、武隆边界的剿匪工作。3月中旬，陈锡清从涪陵送信到鸭江途中，不幸在双河园河口处被土匪抓住，于次日被枪杀。他英勇牺牲时，年仅35岁。
何克全鲜血洒在故乡大地上
何克全，1931年5月出生于土地乡六井村四组柏杨岭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们家在六井坝一带虽不是贫穷人家，但日子过得也很不容易，家里兄弟姊妹多，全靠父母一年勤耙苦作种庄稼养活一家人。
何克全在兄妹中排行老三，从小他就聪明懂事，知道父母一年生产劳动辛苦，他只要能帮助大人做一点事情就力所能及去办理，打猪草，放牛羊，上山捡柴火，他都争着去做。平日里他尊敬父母，很听哥哥姐姐的话，在兄妹中从不争个你强我弱，一家人都喜欢他。
到了读书的年龄后，家里送何克全去土地坳树林堡一家私塾里读书。他记性好，又刻苦，把《百家姓》、《人之初》、《曾广贤文》背得很熟。家里看他读书有天份，12岁那年就送他到一个亲戚家里寄宿，去火炉铺又读了三年小学，成绩十分优秀。15岁时，父母认为何克全是个读书有前途的孩子，又缩衣节食供他去涪陵求学。
何克全到了涪陵，就好像闯进一个新世界，他先在涪陵省属中学读书，然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勤奋好学、明理懂事，很快就受到是进步人士的班主任注意。于是，班主任便向何克全堆荐了《中国近百年历史》、《挺进报》、《新青年》、《群众周刊》等进步书报让他阅读。何克全通过进步刊物的学习，了解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树立了自己的社会观、人生观，进一步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后来，何克全在老师引导下，加入了学生学习会，参加了进步师生举办的许多地下革命活动。
1949年8月，何克全在学校毕业之际，中共涪陵中心县委的领导和学校党组织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回老家桐梓山秘密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发放群众迎接解放。已是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的何克全马上答应服从组织安排，回家去做群众工作。他于9月回到桐梓山的土地乡老家，立即与地下党刘永聪同志接上关系，开始在六井坝一带农村作群众革命宣传和发动工作。11月，因涪陵学运工作需要，何克全又回到涪陵。
1950年2月，何克全被任命为武隆县火炉区委宣传委员后，又投入由县里组织的征粮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征粮政策宣传，与土地乡恶霸地主刘廷谷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刘廷谷对何克全怀恨在心，专门派人跟踪盯梢何克全的行踪。2月下旬，他在土地乡长青岩口被土匪杀害，时年只有19岁。
1951年被武隆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