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雄
三
我们在梳理武隆历史上教育的源头的同时，也大约厘清了教育的体制、机制的变化，从而透视了武隆文脉的星火传承、文化自信，也深刻地折射出武隆作为乌江流域古代文化精神高地的历史底蕴与精神传统。
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曾任户科给事中，辑修《万历重庆府志》的邹廷彦在《武隆新建文昌祠魁星楼记》中称赞武隆人“古朴直事，尚耕读，士人磊落有先进风”“厥后贤科懿哲，班班可指”，正统《旧志》也载有武隆：“人多朴直，事耕读”，说明武隆“文风昌盛”“人杰辈出”，开始跻身于川东地区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的区域序列。到晚清民国时期，武隆各种学校得到较好发展，致有“山间茅屋书声响”“后渐户诵家弦奏”的盛况，形成了教育相比过去繁荣的局面。
书院既是明清时期武隆教育繁荣的表现之一，又在武隆教育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力作用。武隆书院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形成，构建在传统的社学、塾学、官学之外，是与其平行而又互补的另一条教育系统。武隆书院这条教育系统，具有三方面的功能：一是为武隆的蒙学教育，或者说“小学”教育的普及添砖加瓦。明清武隆的书院都是为普及乡族子弟教育服务的。二是为优秀的童生和府州县官学不能容纳的生员提供肆业场所，既承担所谓的“中学”和“大学”教育职能。三是讲会与课艺并行，将学术与功利统一到书院的教育教学之中。书院建立的目的本是为传播思想、发展学术，传播文化的火种，所以聚众讲学、自由研讨是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
无论是古时宋明清，还是近代民国，在武隆县学、学宫、文庙、书院、学堂、中学的学子都传承了求学问道、格物致知的武隆英杰恢宏修己安人的儒学传统，为中国的救亡图存，爱国爱民，民族复兴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既有宋时的韩氏家族的同年同榜三进士的耀眼，也有凤来高楼刘家“气象”延续明清两朝六进士、十一位举人的辉煌，更有推动变法改制的维新志士，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抗日英雄“断头将军”，以及早期献身共产主义的热血青年。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学宫、文庙、县学、书院，还是近代的学堂、中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埋首故纸堆，不闻窗外事的书虫，而是心怀家国、洞察世事、通权达变、不懈求索的栋梁之才。
具体而言（排除史志遗漏、民间失传之人，偶有外出求学者），首先以武（龙）隆土坎的学宫、县学、正心书院来说，在《一统志》《四川总志》《万历重庆府志》《涪州志》《武隆县志》等地方史志上得知：宋朝庆历间（1041—1048），在涪州、彭水、武隆首中进士第的任昌大（也有记为“大昌、昌泰”），墓在武隆西里一甲（小地名青杠）黄荆坝下鹰嘴岩；韩翱，字仲荣，嘉定（1208——1224）中进士，曾在白鹤梁题名；张芳成（也有记为“方成”），嘉熙二年（1238）戊戌科周坦榜进士；蹇世芳，咸淳甲戌十年（1274）进士；韩铸、韩涛、韩俦三人同姓，是否同胞同兄不得而知，按古人取名的偏旁来判断，应是三兄弟，于咸淳甲戌十年（1274）同中进士。以上七人，旧《志》明白无误载为“武隆人”，真正的涪州无一人载入，《续修涪州志》说：“熙宁七年冯造、卢遘，注见白鹤梁提名，他不知何据。”民国十七年（1928）《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所云：“宋朝进士九人中，隶武隆者五，而四为韩氏，又三人同在甲戌，皆有可疑。”在宋朝，武隆人发奋读书、高中进士，涪州仅有九人中士，武隆就占五人，四人为韩氏，若干年后在修志者的眼神里，包含羡慕、怀疑、嫉妒，还有轻蔑和嘲笑。好在《四川通志》《重庆府志》记载言之凿凿，不容质疑，才不得不信服。这也不能全怪《续修涪州志》者，因那时战乱、火灾、虫害等原因，以前志书在清代道光、同治之时就流传较少，极难见到。现流传至今的《万历重庆府志》为孤本，藏于上海图书馆。早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成书的《万历重庆府志》上明确记载了在宋朝武隆中举入仕者有册有典七人，而不是五人。按《涪陵县续修涪州志》编者的说法：“涪州（中举之士）遗佚多矣。”也足以证明宋朝的武隆，也是文化的高地，人才的摇篮。
在明清朝，按登第时间先后，分人头将其主要事迹、著述等粗略整理，聊作同道钩沉一助。武隆中部还培育出了朱灏，字仲明，明永乐十八年庚子科（1420）进士，官御史，以抗疏切谏忤旨，罢官，归置义田赠族，赈恤贫苦，里人德之，卒葬东里一甲龙坝罗家灏；陈玘（也有记为“陈玑”），永乐二十一年（1423）举人，曾任知县；冉秉彝，正统十二年（1447）丁卯科举人，旧《志》载“幼颖异超脱，博览群籍，履来清苦，即风雪满门，处之俗如，非法不言，尤喜格物，正统中乡举，可训薪州，历靖州学正，知武陵县，作人任事，政教有声。卒于官，未究其用人，至今惜之”；王南，正统十二年（1447）丁卯科举人；周钦（也有记“淟、典”），字显风，明朝天顺壬午（1462）科举人，曾任河南开封府同知，广西柳州府知州；陶越，成化丁酉（1487）科举人；陈策，万历戊子（1588）进士，任云南巨津州知州，据传曾纂修过《武隆县志》；贺有年，康熙癸卯（1663）科举人，任贵州湄潭县知县，墓在东里一甲清水溪；徐仰廉，康熙癸卯（1663）科举人；杨洪宣，雍正壬子（1732）科举人，任广东仁化县知县，墓在武隆东里关滩；杨嘉祉拔贡，任忠州学正，墓在武隆双狮山（土坎）；高伯楷，道光八年戊子（1828）科举人，任四川新津县教谕，墓在龙洞隆兴上湾；萧湘，光绪癸卯二十九年（1903）王寿彭榜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主张立宪。宣统三年（1911），为聚宝学堂堂长邓鹤翔起草《聚宝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率白沙（今江津白沙镇）市民起义……等等。
《万历重庆府志》卷之三十一·选举三，记载了武隆县学培养出大批人才，经略加整理后，摘录如下：
曾外任过知县的有：黄福、谭源、冉贤、陈经、胡鹏、刘倾阳、刘知温、熊世贤、沈崇、刘理、毛豸、周文、陈策、刘知性、谭校十五人；任过佥事：冉珪一人；任过同知：刘管一人；任过学正：毛腾、邓渝、黄应极、陈猷、陈国聘、邓训六人；任过教谕：晏真、王坤、赵智、陈伦、冉良宗、龚签、朱章、杨福、杨禹、曹允中、杨舜卿等十九人；任过训导：黄荣、税祥、刘宏、朱汉、冉潮、罗愈等十九人；任过教授：杨一元一人；拨为思贡：陈力、周冕、陈一中、刘瑰、冉雾、谢宠六人；选贡：陈国选、毛觐二人。当时《万历重庆府志》记载的武隆县学出类拔萃者多达八十多人。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逐渐淡出了后来人的记忆和视线。稍加收集整理武隆中部曾经中举入仕如许众多杰出人物，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些多数人已被我们遗忘，如今从淡黄的故纸堆里打捞出来，其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况味。
那么武隆西部及白云书院又培养出多少人才呢？史无详实记录，难以查证。从《涪州志》《刘氏宗谱》记载，大略可知凤来高楼刘氏家族在明清两朝有进士六人：刘纪，明景泰辛未二年（1451）柯潜榜进士，任监察御史，葬高楼；刘芨，字凌云，明景泰甲戌五年（1454）孙贤榜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致仕，终养涪州，葬白里金庄岩，年八十五；刘秋佩，明弘治己未十二年（1499）伦文叙（序）榜进士，正德初，任户科给事中，后任知金华府、长沙府、江西按察司副使，卒赐祭葬，传见张廷玉《明史》，著有《秋佩文集》，卒葬高楼故宅旁；刘养充，字怀竹，秋佩之孙，承武之子，明隆庆辛未五年（1571）张元忭榜进士，官至广东道监察道御史，归葬白里螺回坝。刘起沛，崇祯戊辰（1628）科刘若宰榜进士，大理寺卿，墓在长里钱家湾。刘为鸿，字天衢，乾隆己未（1739）庄有恭榜进士，官广西郁林州知州，墓在白里谭家岭。刘氏家族在明清时中举十一人；刘文宣（也有记为“刘文”），宜德丙午（1426）举人，秋佩之祖，曾任云南昆明知县，墓在长里凤凰山；刘志茂（也有记为“智懋”“志懋”），天顺己卯（1459）举人，秋佩之父，任四川长宁县教谕，墓在长里凤凰山；刘用良，正德甲子（1504）年科举人，白鹤梁题名人；刘承武，字竹峰，秋佩之次子，嘉靖辛卯（1531）举人，曾任广西柳州府同知，归葬长里桐梓沟；刘逊，万历壬午（1582）科举人；刘养栋，万历癸卯（1603）举人，曾任云南保山知县；刘廷让，天启甲子（1621）科举人；刘通，天启丁卯（1627）科举人；刘来谘，康熙己酉（1669）科举人（《刘氏宗谱》载：寄学彭水榜姓黄。）；刘衍均，字玉树，康熙辛酉（1681）科举人，曾任浙江德清县知县，葬长里钱家弯；刘普，字同辉，康熙庚子（1720）举人，曾任江西吉水知县，葬长里钱家弯；刘步武，岁贡，秋佩长子，曾任湖广宜诚县知县，葬长里凤凰山；刘养高，岁贡；刘养廉，岁贡，曾任东乡县训导；刘养谦，岁贡；刘之益，崇祯丙子年（1636）拔贡，曾任明贵州威清道布政司参议，初葬长里钱家弯，后迁回凤来高楼；文行，岁贡，曾任湖南辰州府通判，墓在长里花垣坝；文珂，字奚仲，岁贡，曾任知县，与刘之益、夏道硕同修《涪州志》；其余生员不可考。鉴于历史区划原因，鸭江片区（今鸭江、凤来、庙垭）原属涪州管辖，白云书院教出的学生中举入仕者多，被《涪州志》沉沉掩没在“涪州人”里。
江华书院，或创办晚些，存续时间不长；或因后来师资力量不强，最高主讲者学历低，不过廪生、秀才之类担任；或生员不足，特别是“优生”不多，招生范围窄小；又缺史志、家谱记载，现从《彭水县志》上查获中举入仕的人才屈指可数。癸卯兔年在江口镇乌江北岸出土的“关口西汉一号墓”，专家们从随葬的木牍，告地书上确定为西汉早期御史，名“昌”，如果是“归葬”，那是江口辖区走出去最早、最大的官员，也应该具有高学历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江口镇罗州坝出土的“黔州刺史蹇修行夫人蔺氏墓碑”上得知，蹇修行祖父为武龙（隆）县令，其父为涪州赐袍绯鱼袋（五品以上官员着装服色），在唐朝大中年间（847—860）蹇修行出任黔州刺史，已是相当高级别的官员，按唐朝的官制，蹇刺史应是举人或进士入仕。又按旧时归葬习俗“葬不出乡”，继而推断，蹇修行应该是江口人。《彭水县志》载有如下：李铭熙，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举人，光绪癸巳年（1893）带补壬戌思科，中式第一百五十三名进士，曾任浙江清吏司主事，赠中宪大夫。任职不足四年，不知是何原因，归回家乡。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往犍为县传授煎盐法，卒于四川犍为县，葬于江口镇柿坪。邵美璠，道光二年壬午（1822）科，中式第二十二名举人。《彭水县志》载其“性纯孝，执亲之丧，体弱不能，庐墓茹素，三年不入內寝。”另据《彭水县志》（同治本）卷之九载：“邵美璠，江口镇人，道光壬午科乡荐。家小康，镇修文武庙，邵首董其役，所捐与孙君玉烈（孙为江口商人，捐二千金）相上下。及庙成，众欲刻石纪数，邵不许，曰：‘子孙不贤，后且籍日惜辞规图庙中资息，以重其罪孽。’众劝之不可，请以五十金书石，乃许之。”；邵美珍，嘉庆庚午年（1810）思贡；另据“李进士故里”碑刻记载：李铭煊，号仲卿，明经民国元年（1912）任彭水军政府司令（知事）；李铭煐，号少卿，官任别驾。以上二人《彭水县志》贡举名录无载。可补《武隆县志》《彭水县志》的不足。旧时江华书院培育出俊杰人物不可考证者多也。在民国时期，江口考出四位才子（有“四大剑客”之说），分别毕业于南京国立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大学的苏权、邵琪臻、杨更生和抗日战争时期考入成都军区空军的李新文。
历史的云烟，随风飘散。史书中记载的几所县学、书院，是武隆人的文教圣地，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点亮山乡的文明之火，早已在我辈脑中找不到踪迹；曾经托举过、普渡过众生的桥梁也已断裂。如果有灵，举烛的祖辈会在风中声声咆哮、呵斥。
武隆从建县起，不知有多少人来任过知县和巡检司，可有几位在史册的纸上留下过印痕？唯有对这方老百姓作过贡献的人，才难得地留下了姓名。这些有过功绩的人，应该让武隆人代代知晓，更应该在《武隆县志》《彭水县志》补上李廷楚知县的空白。当然还有举烛点燃文化星火的刘秋佩、张永、林兰、肖汉卓、陈云之、王建国、任锡之、高象之……
我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武隆近千年中举入仕的人，是忧虑大家遗忘了这些在暗黑的长夜里付出艰辛努力的先辈；更担心大家误认为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不真实存在过，以为是我胡乱编出的虚拟、寓言似的故事人物。当然，我找出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名字，同时也凝聚成我对于小天地中一脉温馨的自享和品读。
对武隆的书院的钩沉，为我们深入了解宋明清武隆的教育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我们系统认识宋以后区域教育史，文化自信提供了镜鉴。
近千年来，武隆从学宫、文庙、私塾、县学、书院、学堂培育出一批批大量人才，或“居庙堂之上”，或“处江湖之远”，都在忧虑家国。这些历史人物，如同一幅悠缓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我趁着炎夏高温避暑时节，打请假报告公休一周，随身带着几本厚厚的古籍、志书，一叠稿子，一支签字笔，龟缩在仙女山国家级度假区避暑房友室居里，日夜开始神游了。一路上穿越宋朝的风雨，明朝的朗月，清朝的晨昏。在元朝午睡一觉，梦魇中醒来时什么也记不起，什么也没看见，只留下朦胧、迷瞪的印象。
略微计算、稍一梳理，我一趟神游已穿越千年，按文化历史来看，千年是个短距离，不过是趟近郊游。如果顺着文化河流溯源而上，还有三千年、五千年、八千年……一路上展望，只要窥见了路途上汇聚的力度和美色，你就不会觉得我在作过于冗长的文章。我铺排开去，写一万字、十万字、百万字，也不会厌倦。按陆地行程何止千公里？好在星火会照亮逆行的路途，尽管河流纵横交错、根须重叠穿梭，强光会照透一切。途中停留过宋时的县学，明清的三所书院和几所学堂。便振一振精神，准备做一次生命对文化的强力冲撞，让其骨散肉绽，看清经经脉脉。无奈绵柔而具有弹性的文化包，在无数次的冲撞与弹回之间，让我精力耗尽、软弱无力，已颇觉劳累。
这一次的公休假期间的书写，我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孤独旅人，躲不开旅途中的荆棘草丛，不惧鲜血淋漓、伤痕累累，精疲力尽；掏不尽的烟尘灰烬，哪怕泥尘遮面，灰罩双眼，极力穷尽所能寻找，一心努力想探寻到水的源头，树的根须。解开远方客人和武隆人心底的迷惘与困惑，稍微明白武隆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知是否找准？权当旅途中一位浅薄的文化游客，以胡乱潦草的方式留下“到此一游”罢了。
世海兄，我想急于回电话给你了；友人们，我想主动找你们好好品茶聊聊——因为我们终于有了上面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