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雄
（接2019年5月8日第85期）
三
其次，品一品刘秋佩。《明史卷一百八十八列传第七十六》排在首位的刘秋佩，其《传》载：“刘秋佩，名菃，字惟馨，号秋佩，涪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有直声。”《武隆县志》在《人物传略》中排第一人：“刘秋佩（1470年－1524年），又名刘菃，武隆凤来乡人。为官清廉……明骨鲠之臣。尊称刘司谏。”《涪陵历史人物》中说：“他品行端正，敢于针砭时弊，以刚直不阿闻名。”以上史志书中几乎都能找出刘秋佩的人生轨迹和青衫身影，但自从我拜读了他亲自撰写的《劾逆党刘瑾疏》、《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乞谥宋景濂先生疏》和《白云书院记》等文章后，更加了解他的性格刚直和忠诚清正。
游学书生登金榜。刘秋佩在撰写的《白云书院记》一文中写道：“本朝（明朝）洪武（1383年）年间，余先人卜居山下（凤凰山）。”说明他祖先已迁到凤来场的凤凰山下高楼村已上百年了。文中称赞凤来乡“秀发迥异，降钟多才。”举例证明了宋朝时就有名人李椿，并“甲科接武，簪缨旧族，一门三举神童。”唐朝时又有冉评事，是当时的俊杰。文里多处描写家乡山川秀美，人杰地灵。
刘秋佩于1470年降生于此，民间传说，他自幼聪颖明慧，受家庭教育影响大，四岁就会对句，五岁便进私塾学习诗文经书。“早年习《易经》”，得宜于家里支持和自己的求学热忱，他十五岁离开故里外出游学，访高士，拜名师，积经论道，游大好河山，怀揣一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
十多年独自在外苦心求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他回四川参加乡试，以第六名中举，次年进京殿试中二甲第五名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学习，由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
二十九岁的刘秋佩顺利且漂亮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跳。朝为游学郎，暮登天子堂。虽只官居七品，然权力很大。“给事中”这个职位是专门负责“弹劾、监督、挑刺”，相当于现代的“纪检”官员。由于职责所在，加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为他不久的将来埋下隐患。
弹劾刘瑾遭杖刑。刘秋佩从政以来，是积极肯干的，发现问题就连夜写奏章弹劾；为人刚直不阿，敢于针砭时弊，不论王公贵戚，都是要挑出“刺”来；对皇帝是尽忠的，是人才冒死也要推荐，是恶人敢于被革职罢官也要“弹劾”到底。
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针对一些朝廷官吏纵容子女不轨，地方官吏徇私枉法祸害一方，外戚巧取豪夺，侵吞公私田产，扰乱市场染指盐业，选拔、任用、考核秩序不正等弊端，刘秋佩上书弹劾户部尚书侣钟纵容其子女受贿。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斥责外戚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龄等人侵害、掠夺商业利益，破坏管理盐务法令；痛斥文选郎张彩颠倒黑白，选拔、任用、考核官吏不遵守正常秩序。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病逝。临终前，孝宗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招到病榻前，遗命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要尽心辅佐太子。在孝宗去世后，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下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即位不久，便重用以刘瑾为首的东宫旧侍宦官“八虎”。自此，朝廷所有政令法度皆由“八虎”操纵，朝政一片混乱。刘秋佩率先上书规劝武宗：“希望陛下遵从先帝遗命，信任忠诚持重的大臣，不要荒疏朝政，严防宦官专权。”武宗竟不采纳。
刘秋佩此时明明知道皇帝不理朝政，“八虎”专权，搞得朝野乌烟瘴气，真理不存，还是要去冒险举荐人才。
吏部尚书马文升退休后，刘秋佩恐怕老成持重、操行端正的旧臣被更加疏远，上《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极力地推荐刘大夏，规劝武宗：“用新人不如用旧人，正如养饿虎不如养饱虎。”刘瑾等人专断朝权，一些清正忠诚的大臣被革职罢官。顾命大臣刘健、谢迁等人被迫致仕之时，刘秋佩和一些重臣冒死向皇帝上奏章乞求留用他们。刘瑾等人知道后大怒。
按说，都是同朝为官，应官官相护，同流合污；更何况都同姓刘，理应拉帮结派、勾腰搭背。刘秋佩没有，他却以卵击石，以命相搏。他想的是为国分忧，为民除害。
正德元年（1506年）十二月，刘秋佩上《劾逆党刘瑾疏》，洋洋几千言，历数刘瑾等“八虎”罪状，没想到武宗置若罔闻。不久，刘秋佩又与给事中张文等上书极言朝纲混乱等五事，触怒了武宗，受到杖刑，一大棒又一大棒打在刘秋佩的身上，也打疼了无数人的神经。在烈日炎炎之中，罚跪于紫禁城午门，鲜血淋漓，染红了大地。
刘秋佩等人遭受刑罚，也该就此罢休了。但刘瑾等人仍然不放过，假传圣旨，将一批人贬职削减俸禄归家，一批人廷杖革职，刘秋佩等人逮捕下狱，还被处罚白银充军饷。他没有乞情，因为没有必要。以才华立身，以抱负济世，提笔的手握不了戕人的刀枪剑戟，伤不了奸人的官椅官帽的一丝毫毛，却不经意间卷进朝廷那么多肮脏是非；他也没有愤怒，更没有忏憎，因为不值得，以致被那么多蝇营狗苟的庸才和宦官视为眼中钉，恨不得剥掉他的皮；他更没有后悔，因为秉持无愧于心，讲真话、抒真意、做真事。以此为谋，以此为善，以此为傲，他以一生的诚敬，追随大明朝。刘秋佩本来清廉，无银充饷，他的弟弟刘奇山把田地都卖了为其充军饷。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多，他被贬到居庸关戍边，但仍然心性超然，正气不减。
这次，是刘秋佩一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宦海沉浮，度尽劫波，虽然侥幸留下了一条性命，但却留下了终身杖伤残疾。
重出官场留政声。被官场风暴径直吹到遥远偏僻的居庸关，淡出政治漩涡的刘秋佩，既失落又欣慰，虽说他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却离自然越来越近。边关的草木是茂盛的，那里的风是清爽的。边陲很冷，比天气更凄凉的是刘秋佩的心情。戍边是痛苦的，他处处被监视、被掣肘，一举一动都被人暗中记录下来，以便时时向京城报告。形同软禁的生活，让他有些潦倒，有些落寞。
刘秋佩在居庸关渡过的三年多，正是刘瑾专权最猖狂之时，一些重臣、忠良被列为奸党，削职为民，追夺诰命。朝纲混乱，激化了社会矛盾。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以“清君侧”为名乘机起兵反叛。平叛后，武宗看到安化王讨刘瑾檄文中列举刘瑾意图谋反等十七条大罪后大惊，遂命人连夜逮捕刘瑾。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抄刘瑾的家，发现印玺、玉带等禁物，抄出财物竟有黄金二十四万锭，元宝五百万锭，玉带四千条。刘瑾被处以凌迟刑，从其胸脯割至足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刘瑾被处死后，刘秋佩被释放回家，常常与弟弟刘奇山饮酒咏唱。同年，被武宗起用为金华知府。他了解到金华人有一个陋习：女孩长大成人，出嫁必须重金陪嫁。嫁资很重，一般人家承担不起，于是出不起嫁资的人家，生了女孩后便将她放在水里溺死。刘秋佩力主改掉乡风陋俗，为此存活下来的女孩很多，被称为“刘（留）女”。正德九年（1514年），他将年久失修的察院行台修葺一新。当年下大雨，邻郡暴发洪水，金华也告急，人心惶惶。刘秋佩想在城墙外修浚壕沟以防万一，听了退休在金华，曾在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的礼部尚书、大儒章枫山的话后没有修成，但他立即实行全城戒严，安抚百姓，秩序井然，百姓得以安宁。在任期间，他接到何基后人状告当地豪强挖毁何基墓一案。何基是当地南宋大儒，与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北山四先生”，死后葬在油塘，因族人离墓地比较远，墓地逐渐荒芜，明朝时已不被人重视，当地豪强便将其墓挖开，将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把墓碑扔到水塘里藏起来。正德九年（1514年）九月，刘秋佩带领人到现场勘察。很快恢复了何基墓，将豪强绳之以法，还地二百四十亩，给何家人还了一个公道；上书为何、王、金、许四先生请求赐谥号，朝廷给何基赐“文定公”谥号；次年六月，他亲笔书写《何文定公祠记》予以赞颂。
因杖伤复发，刘秋佩辞官还乡。金华官府和百姓为感其恩德，为他立感恩碑，列为金华名宦，载入《金华府志》。
书院，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传道授业的必要场所，现在成了一个极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一方人崇敬和怀想的必然之地。
刘秋佩创办的白云书院遗址，早成荒芜之地。我们去拜谒那天，一共六人，有时任武隆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刘民、文化委主任陈远川和乡上的负责人。爬上笔直的千步石阶，我已大汗淋漓，站在书院遗址那一道水墨风景的深处，像融入了五百多年前刘秋佩融进《白云书院记》里的隐隐青山，迢迢绿水之中。我试图再一次寻找他留在这里的足迹，任凭我徜徉遐想，也无法猜透那时他的心境，只有留下来的石狮伫立在荒野中，凝望着远方。
正德十年（1515年）冬，刘秋佩从金华告病还乡，次年开始创办白云书院，并在此讲学授徒，他把自己渊博学识传授给乡野村童，升腾起一缕缕文明的曙光，烛照着后来人。
刘秋佩创办书院，得力于乡人鼎力支持，他在《白云书院记》中写道：“乡人重为捐资，戮力鼎新。”也传说他与白云佛寺的主持乌豆禅师结为好友，便借他一间闲置禅房用作教室。《白云书院记》中载：“置经书子史四科书籍于堂之壁，为四柜贮之，供诸生诵读，俾来学共览焉。”先有“余族威武、步武、绍武，及诸生沈洪、文行、沈崇、曾栋读书其间。”据说后来学生纷纷慕名前来拜师学习，多时达几十人到近百人。
古刹按时钟鸣，山风偶尔越过。山雀啾啾，书声琅琅，好一处教书育人的地方。刘秋佩在白云书院教书育人，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安静的一段生活，隐居幽林，行吟塘边。他的影响却无处不在，他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和见识，启蒙童、除陋习、存清风，知名度在当地家喻户晓，甚至超出武隆、涪州，传播到整个川东地区。刘秋佩见求学、讲学的人越来越多，便与乡亲一起新建房屋，将书院分为私塾、讲坛。私塾多是教授当地的村童，讲坛则是吸纳外地游学的秀才。他亲授私塾，贫寒人家的孩子粮费减半，衣食难继的家庭全免学资。书院确立“三大”教议：一曰“天大”，顺应自然，尽忠朝廷；二曰“地大”，包容万物，勤恳得获；三曰“人大”，敬重尊长，孝义为先。并创作了校歌，教学子们传唱。七年间，“山若增采，人若增气”，刘秋佩如是说。他杖伤康复，书院也如日东升，各地来此游学的秀才考中举人以上功名的有名有姓者十六人。坊间流传，明清以来，本地在白云书院读书，考取秀才上百人，入涪陵、重庆府衙做幕僚十五人，考取举人以上功名六人，其中三人被朝廷安排在贵州做官，另外三人外放在陕西、湖南等地，有人官至知府、道台。民间传说可信可疑，但有一人却是有史可查，那就是刘秋佩亲写的《白云书院记》提及到的刘步武，拔为岁贡，曾任湖广宣城县知县。白云书院和刘秋佩已是这方土地上人们记忆中的经典，是一个传承下来的文化话题，日久弥新，滔滔不息，影响深远。
斯人去后，况于清史万年垂。
紫禁城午门的两次杖刑，给刘秋佩留下了终身疾病，但他心理是健康的，人格是强大的；历史的天空偶尔混沌不堪，但多数时日还是晴空朗照。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熜（世宗）即位，派遣使者慰问刘秋佩，并赏赐金银，修整府第（前文提到的刘家大院），并启用他为长沙知府。嘉靖二年（1523年），都御史姚镆上书推荐刘秋佩等人，大意是说，“八党”专权时，逆贼刘瑾扰乱朝纲，朝廷大臣明哲保身，缄默不语。可是给事中刘秋佩、评事罗侨却不顾自身安危为国赴难，揭发时政弊端，侥幸生存下来。现在遇到您这个圣明君主，应当加以奖励提拔重用，以勉励他人。不久，刘秋佩迁升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嘉靖三年（1524年），刘秋佩杖疾复发，久治不愈，死于任上，时年五十四岁，魂兮归来，埋在凤来乡高楼村他的祖宅后面，文革时坟墓被毁。
刘秋佩极尽哀荣，御史范永奎在朝廷上颂扬他的德行，皇帝下诏旌表其忠诚、清廉，赐谥号“忠愍”，世袭博士一人，并赐予特殊祭葬，在成都和涪陵建“坤为正气”坊和“大节名臣”祠，户部侍郎倪惠斯将其奏疏刊刻行世，并为作序。他死后在家乡涪州配享北岩程子祠，与程颐、黄庭坚、尹淳、谯定、晏渊合称“六贤”。刘秋佩的忠诚也荫其家人，其女儿嫁给进士钱玉之子，十九岁时，丈夫病故，她为夫守墓，誓死不再嫁，穿着朴素，造桥四座，享年九旬，人们称赞说：“父亲是忠臣，女儿守贞洁”。
刘秋佩一生值得庆幸的是与王守仁（阳阴）结为好友。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比刘秋佩小两岁，两人同年中进士。刘秋佩受杖刑下狱后，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兵部主事王守仁上书向皇帝求情，但没有得到准许，王守仁也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从此，王守仁在“龙场悟道”，创建“阳明心学”，成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曾盛赞刘秋佩之德，写诗《赠刘秋佩》云：“骨鲠英风海外知，况于青史万年垂。紫雾四塞麟惊去，红日重光凤落仪。天夺忠良谁可问，神为雷电鬼难知。莫邪亘古无终秘，屈轶何时到玉墀。”后来，刘秋佩去世的消息传到王守仁耳中，他悲痛不己，写下《又赠刘秋佩》：“检点同年三百辈，大都碌碌在风尘。西川若也无秋佩，谁作乾坤不朽人？”这样独特的肯定，表达了多少人对刘秋佩的惋惜和追怀。刘秋佩擅长写文章，著有《见闻录》、《奏议》等，后人辑为《秋佩先生文集》。
四
最后，来品一品刘养充。《武隆县志》在附录中的《历代贡举名录》有其大名。《涪陵地方文化》一书中有简单文字记载：“刘养充，字以纯，号少竹，明代涪州人，生卒不祥。隆庆四年（1570年）举人，次年中进士。”
刘养充是怎样的一位进士？他曾经走过怎样的人生旅程？这似乎有点朦胧，也有点神秘。我写作本文期间，查阅了大量史料，多次走访民间，也很难找寻到刘养充飘忽的踪迹和经历的史实。他的出生地、生卒年月，史书并无记载。只在《涪州志》、《武隆县志》和一些其他志书中找到一点零星的记载。综合史料分析，我不防在此作一点考辩和推断：既然《武隆县志》在《武隆历代贡举名录》中有其名；而今《涪州志》称其为“涪州人”。据相关史料载：在明朝时，现在的武隆版图分由三县管辖，西部（现今的鸭江、平桥片区）隶属涪州；中部是独立建制的武龙（今武隆县）；东部（江口片区）隶属彭水县。由此推断他应是涪州管辖的武隆人，即现在鸭江、平桥片区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明朝中期，武隆、南川人烟稀少，富贵大族之家就更少，在当时要长时间供养子女读书，进而中举入士，非富贵之家无法办到，一般在当时贫民子弟莫说入贡中举，就是识文断字也很少。史料记载，当时武隆西部只有刘、李、王、冉、沈、曾等姓为土著大族。而刘氏一脉就是刘岌、刘秋佩家族传承下来的刘氏旺族，也只有这样家庭才有能力供养孩子受到良好教育，进而中举拨贡。再查《涪州刘氏宗谱》字辈中，刘养充属“养”字辈，其《武隆历代贡举名录》中记有考入举人、拔为岁贡刘养栋、刘养廉、刘养高三兄弟先后选取他地作知县。与刘养充应为同辈兄弟，在刘氏一宗同辈突然出三个达官显贵，一定是出自当地富贵大族无疑，故同宗三兄弟应出自凤来高楼刘氏。刘养充距刘秋佩创办白云书院四十九年后考入进士。书院相继承续两百多年，由此推断刘养充应就读白云书院。当时白云书院应为当地名校，也是武隆西部的唯一书院，更是那方人的“最高学府”。刘养充必然选择在白云书院读书，培养出刘养充这样的进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以断定刘养充为凤来高楼刘氏大家族的人和白云书院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年）考中进士。同年，刘养充任陕西韩城县知县。后任河南祥符县知县、太康县知县，广西道御史。由于他长期在边区工作，且治理有序，官民共融。后来，他纳入朝廷治边人才，被派遣到贵州。当时，正值土司叛乱。土司听其威名，便想笼络他，贿赂他万两金银，刘养充坚决予以拒绝，并直言规劝，土司感其德，表示不再反叛。
万历十年（1582年），刘养充任陕西临巩（今兰州）兵备道，率领军民修葺长城，风餐露宿，几年时间就修长城百多里，边防得以巩固。那时，边陲生活十分艰苦，刘养充廉洁奉公，生活简朴，常着布衣，但边防所需丝毫没有减少。他还身先士卒，经常与将士和百姓一起劳动，边防将士和当地百姓都为他清正廉洁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所感动，心悦诚服。
一个乡野走出去的进士官员，以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品德，以自己甘于奉献，清政廉洁，亲兵爱民的人格魅力，让无数人衷心钦敬，实在难得。
因长年饥餐重力积劳成疾，刘养充病逝于任上边陲。军民在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只有几件破衣烂鞋和几箱书而已。他的灵柩扶回家乡的那一天，兰州军民“悲天恸地”、“途悲巷哭”，连敌对方也派遣使者前来致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