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雄
（接2019年4月17日第71期）
二
首先，品一品刘岌。李胜教授的《涪陵地方文化》对其简要写道：“刘岌（1421－1505）字凌云，刘秋佩叔父，景泰进士，清慎谦和，居官恂恂，历任两朝，眷注独隆。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终养涪州。”
李胜先生是长江师范学院教授，在对刘岌简单的介绍中，透露出很多信息和线索。冉光海先生主编的《涪陵历史人物》则更为详尽，几乎可窥刘岌的全貌。
刘岌是“戎籍”子弟中进士。出身并非王公贵族，亦非高官巨贾之后。据《涪州刘氏宗谱》记载，其祖先是明朝初随大军进入涪州的军人，世代为“戎籍”。按照明朝的规定，“戎籍”子弟原则上都是军队战士，总体上实行世袭制，除了必须要子承父业的那位子弟，其余的也可以读书识字，可以在卫所（就是保卫地方的军队住所，太祖仿唐、元兵制，颁行卫所制，强化军队对地方的控制）所在地参加科举考试，与乡籍享受同等的待遇。而刘岌享受的就是与乡籍读书人同等的待遇。明成宗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刘岌考中举人，景泰五年（1454）考中三甲第一百四十九名进士。
五百六十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天空中那片明媚的阳光，朗照在刘家房顶上，也照耀在一个三十三岁风华正茂的进士人生旅程中。
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元年（1457）六月，刘岌授吏部验封司主事。天顺七年（1463）六月，升为吏部员外郎。不久，因父丧丁忧回乡，在守丧期满后，改任户部郎中。史料记载，他在任职期间，十分勤奋，认真负责。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在官员考核中，刘岌获得了“清、勤、慎”，即清廉、勤劳、谨慎的最高评价。成化五年（1469）五月，刘岌奉命代表天子以册封副使身份参与了一系列的册封活动。这是代天子行事，可谓“眷注独隆”。完全看出他气概方俱，仕途畅通。
他为官两朝守清廉。我曾数次品读刘岌同榜进士、时任大学士的邱濬撰写的《送太子太保涪陵刘公致仕序》，得出一个答案：刘岌留给后人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遗产，就是他的品德和操守。除了“清廉”以外，还有“谨慎、谦和与节俭”的风范。
成化九年（1473）八月，刘岌由吏部郎中升任太常寺少卿，协助太常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总管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诸祠庙等署。这时，刘岌已经“大权在握”，完全有受贿的条件和土壤。但他没有，还是坚守自己的清廉品德。
成化十一年（1475）七月九日，京城开始出现“妖眚”事件。史料说，京师西城有一个怪物晚上出来，四处咬人，那个怪物全身漆黑，人们去追它，又追不上。京城一片恐慌，人人手持兵刃，白天休息，晚上巡逻。此事引得朝野不安，有人说是“阴盛之状”，可能会出现宦官专权或者后宫擅权；也有人说是“胡虏之兆”，北方的少数民族可能犯边。十多天，没有人敢向皇帝建言，刘岌不计个人安危，大胆启奏，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命刘岌为处置“妖眚”事件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妖眚”事件得以平息。后来查实，所谓的“妖眚”事件，乃是控制西厂的宦官汪直、宪宗的近臣梁方等人装神弄鬼，伙同僧人继晓、方士李孜省、边关将领王越等人在宫中制造的混乱。
消除“妖眚”这一事件，刘岌立下“汗马功劳”，皇帝嘉奖了他，但他坚辞不受。刘岌得到了“忠”的节义和“廉”的形象，其素质和品德俨然已是一位可担任治国平天下重任的忠贞大臣。
成化十三年（1477），刘岌升任太常寺卿。成化十七年（1481）一月，他又升任礼部左侍郎，仍掌管太常寺事务。次年十一月，刘岌由礼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皇帝下诏书，聘身为礼部尚书的刘岌与周洪漠、施纯以及户部尚书殷谦、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昭、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等人为太子太保，负责教导太子，成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员。
刘岌用了二十七年时间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官居礼部尚书、授太子太保衔，堂堂的一品大员。但他依旧两袖清风，谦虚和蔼，居家恂恂。按明朝官制，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礼部尚书排在第三位，负责全国的礼仪、祭祀、外交、教育等工作，相当于兼有今天的文化、外交、教育部长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见，刘岌此时的权力之大，要做到洁身自好，实不容易。但他能将“忠、廉”传统融入自己血液骨髓，化作生命的绝唱。
他厚德谦和终有报。史料记载，刘岌为官一生，清廉谨慎，谦虚和蔼。在评论同僚、介绍他人时，总是称赞其好的方面，对于他人的过失，则多加谅解；与人交往，他也是看中别人的优点，即使有人对他当面轻慢或背后诬告也不计较。
成化十三年（1477），刘岌时任太常寺卿。他奏请修缮天坛、地坛的斋宫、神厨，得到皇帝应准。在维修过程中，有人以坛垣外不清洁，有辱神灵为名，告刘岌等人的御状。皇帝命礼部太常寺彻查，太常寺核查后认为有人诬告不实，并反过来向皇帝参奏告状者。同时，刘岌也主动地向皇帝坦承有过失和管理不善之处，因而得到皇帝的原谅。刘岌尽管没有被追责，但他却主动上书明宪宗，请求免除在太医院供职的堂弟刘崟的军籍，足见他的胸怀坦荡。
刘岌再一次得到厚德之报，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八月，他向皇帝请假回家乡省亲祭扫先人的坟墓，得到恩准。不料，回家后就生病，一直滞留未归。转眼就是三年，已经超过请假期限的刘岌依然在家乡养病。吏部奉皇帝之命，专门移文四川巡按御史，要求其专程前往了解刘岌是否真的有病在身。不得已，刘岌只好带病回京复命。回到京城后，掌太常寺礼部左侍郎丁永忠等上奏皇帝说，近三年来，礼部尚书刘岌以祭扫先人墓去任，离职回乡，我们奉旨署掌寺印，管理礼部事务，现在刘岌已经回来了，应该将寺印交还刘岌，即应该让刘岌复任原职。按照明朝的官吏管理法规，明宪宗本来想对刘岌超过假期一事追究治罪的，但因刘岌的确有病在身，加上接到丁永忠等人的奏章，也就原谅了他，而且应准了丁永忠等人的请求，继续让他担任礼部尚书一职。
刘岌在礼部任职时间较长，掌管太常寺事务的时间较久，所掌者是国家的礼乐大事，加之刘岌体态魁梧、相貌堂堂、声音宏亮、善于言辞、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宽厚待人，所以深得明宪宗信任，对他十分关怀，恩宠有加。
弘治二年（1489）五月，刘岌再次上书明孝宗朱祐樘，以有足病，行动不便为由请求致仕还乡，其言词恳切，让人动容。皇帝终于恩准，并命各地驿站予以车马，有关部门每月供米二石，派给夫役四人，让刘岌享受了非常高的待遇。他致仕返乡之际，与他长期供职的礼部及太常寺僚属感其厚德，都请求邱濬为其撰文赠行，于是与刘岌同榜进士，时任大学士的邱濬撰写了《送太子太保涪陵刘公致仕序》，对刘岌倍加赞赏。
刘岌致仕归乡后，以花草为伴，深居简出，行事谨慎，待人恭谨和蔼，时常身着平民寒素服装，给乡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乡人甚为称赞。
刘岌有德，所以修得晚年的福分。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施显卿《奇闻杂类记》载有他老年得子，失而得遇之事，以为厚德之报。刘岌在京为官时，其妻病故，纳婢女为妾。小妾生子，大妾嫉妒，命仆人抱到城墙下遗弃。此时正好有一刑部官员路过，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便抱回家中，此事正好被刘岌邻居周帽儿看到。刘岌从公署回家后，大妾说：“婢女生下一女，是死的，抱出去埋葬了。”刘岌致仕归乡后，有乡人到京城办事回来，问刘岌：“刘公有儿子么？”刘岌说：“没有”。乡人说：“您有儿子，现在七岁，怎么说没有儿子呢？”刘岌大惊，问其故，乡人以实相告。于是刘岌派仆人带上银两到京城赎儿子。到京城后，那个刑部官吏已任期届满回家。仆人经打听，得知那官员居住在崇文门外的一个巷子里，于是匆匆赶到那里，拿出银两赎人。但那官吏的妻子爱之如若己出，大哭拒绝。在人们的再三劝说下，才应允仆人。那个官吏也很是不舍，但早年听过刘岌的厚德待人之事，便心甘情愿与仆人一起将孩子送到涪州。亲戚朋友们听说后，凑钱办酒席朝贺。刘岌看见儿子后，抱着恸哭。有人赋诗曰：“八旬老父江边泣，七岁孩子天上来。”意思是说刘岌老年得子，乃天之所赐。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刘岌上书孝宗，请求皇帝同意将刚满十二岁的儿子刘旻送入国子监读书。孝宗下诏，命礼部将刘岌所请记录在案，待刘旻长大后，依制让刘旻直接入国子监就读。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年（1515），朝廷荫故礼部尚书刘岌之子刘旻为国子监生，刘岌遗愿得偿。
刘岌善文工书，所著诗文大都散轶，今得见者仅《和新建致远亭》一首而已。涪陵城南“大龙桥”名为其所题。为同榜进士、巴县人贾奭所篆写的《明故嘉仪大夫都察院复都史贾公奭（墓志铭）》，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刘岌病故，享年85岁。皇帝赐祭葬，享受“谕祭”最高规格待遇，葬于现涪陵李渡。道光《涪州志》载“刘岌……清慎谦和，历官两朝，眷注独隆，以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居家恂恂，身衣韦布，乡人称之……崇祀乡贤。”
《武隆县志》附录《历代武隆贡举名录》载有刘岌大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