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明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又是一年清明节，一束束白菊花，一缕缕飘荡的青烟，一丝丝的细雨，带着人们厚重的怀念，追忆生命中那些远去的人。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离开去远方的人，是我的大孃。听父亲讲过，大孃年幼时，不小心摔伤了，腿脚留下残疾，所以终身未嫁。她年轻时，跟我父母亲住在一起，帮助打理家务，照顾小孩。小时候，大多数时间是大孃照料我。我像一只小猴儿，有些淘气、顽皮，时常在她的怀里活蹦乱跳的，偶尔尽然爬到他的头上“作威作福”，她柔弱的双肩犹如一座松软的坐骑，任我爬上爬下，来去自由。不管我有多么的骄横、淘气，她总是笑呵呵，轻声细语的跟我说话，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六岁多，我进入岩脚祠堂的大队小学，大孃就离开我们，我被四孃接到古镇羊角碛的家，跟他们住在一起。大孃离开后，我三天两头跟母亲、父亲吵着闹着，要去羊角碛见大孃，父亲赶场带我去看过一次，我见到大孃十分兴奋，大孃拉住我的手，把我拥入怀里，我像一只离散的鸟儿回到母亲身边，紧紧地依偎在她怀里，不愿离开，跟大孃一起住了些日子。

　　改革开放那年夏天，大孃肚子疼痛，躺在床上，茶不思饭不想，这样持续了好几天。当时交通不便，仅有涪陵轮船公司的川陵客船，班次仅有两趟，出行很不方便。我跟四孃、堂哥一块送大孃上了客船，由堂哥护送大孃去县城医院。从那时起，大孃的身体每况愈下，终究没有抵得过那无情的病魔，离开我去了远方。

　　记得小学时，每当我读到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就会想到我的伯父。我的伯父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虽然无法跟鲁迅先生比，但他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刚解放经过政府开办的青干班的学习和改造，洗心革面仍然留在学校里教书。他在偏远的高山学校教书，每年仅有寒暑假，才回到老家与伯母、堂哥团聚。

　　夏天的夜晚，凉风习习，皎洁的月光散落一地。我躺在街沿的石板上，抬头望天空，星星不停地向我眨着眼睛。旁边，伯父坐在长板凳上，点燃一支香烟，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儿。伯父丢掉手中的烟头，抖擞精神，绘声绘色地讲西游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和唐僧，讲三国里的张飞、刘备、曹操和诸葛亮，讲水浒里的林冲、吴用、武松和宋江，我眯着眼儿，听得津津有味，跟着故事里的那些人走南闯北、叱咤风云......不知不觉月儿落在堂屋上空黄角树伸出的手掌里。

　　寒来暑往，我老爱扳起指头数着日子，盼望假期来临。因为放寒暑假，伯父就会回来，他会给我带糖果、饼干、扑克还有我最喜欢的小人书。我喜滋滋的吃着水果糖，捧着小人书，认不得的字儿，弄不明白的词儿，我都会把小嘴贴近伯父的耳根子问这问那，他不厌其烦的给我讲有关的故事或者典故或者打比方，让我理解得透彻，弄个明白。闲暇之余，伯父端来小板凳、小桌子，我两对坐着，他教我扑克的玩法“凑二十四点”“跑得快”和“拱猪”，我最喜欢需要动脑筋，运用加减乘除法的“凑二十四点”。后来，我读初中、高中特别喜欢数学，每学期数学考试成绩都稳居全年级第一名，这里边一定有伯父的功劳。

　　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伯父对我如此情有独钟。伯父仅有一个儿子--我的堂哥，刚好比我大十岁。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也是教师的伯母就被病魔赶走去了远方，留下孤苦伶仃的堂哥。堂哥十七岁初中毕业，一个人回到老家居住，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挣工分，分口粮，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伯父很少回家，对堂哥的管教自然也很少。伯父是一个急性子，爆脾气，固执倔强，三句话不对就火冒三丈。他每次回到家里，看见堂哥这不顺眼，那也不顺眼，有时破口大骂，有时拳脚相加，还把家里的粮食关锁起来，弄得堂哥越来越不听他的话。当然，堂哥是有一些自由散漫，但也算一个乖巧的人。堂哥稍大一点了，遇到伯父的责难，不会退缩的，竟敢跟伯父对着干，有时候互怼起来，大动干戈，要在旁人的劝解下才会停息下来。他们好像是上辈子结下了什么冤仇，这辈子来要了结一样。父子向背，水火不容，两人心里像寒冷的冬天，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过着三九严寒的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伯父退休告老还乡，下田耙田，染上了钩端螺旋体病，没有及时去医院治疗，也离开我们，走向了远方。

　　四年前，年过八旬的父母亲，也离我远去了。在爬满思念的清明，如潮水般的念想撞击着我的心，我写给了母亲一首小诗：春天来了/你却走了/不管岸边的柳绿/还是翠鸣的鸟儿/即便是家乡/那满山遍野的映山红/你也绝不回头/看一眼最爱的花儿...你远走了/春天却留下了。

　　忆起亲人们的那份情，那份爱，我的眼眶湿漉漉的，心窝热乎乎的，身子暖暖的。

　　我的亲人啊！你的音容，你的笑貌，你的温暖，就是那无形的印记永远在我心灵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