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牛牛

　　如果要推选一组数字作为新中国的幸运数字的话，我个人一定首推“1978”。那一年，尘封几十年的国门豁然敞开，每当我忆起留在时光里的那些无奈，那些辛酸，那些艰难，面对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的春华秋实，沧桑巨变，就会心潮澎湃，感概万千。于是，用这支笨拙的笔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少　食

吃完上顿愁下顿

　　我老家坐落在离乌江十里的山崖腰部一个平坦的坝子上，最初叫“互池坝”，现在富裕起来了，改名为“富池坝”，祖先三百年前落业在那里，那时还叫“水渣灞”，其实那是一块椭圆形的小湿地。经过几百年的耕耘，现有五、六处常年不干涸的龙洞水，有松柏等林木，有五、六百亩良田，有七、八百亩沃土。主要出产水稻、玉米、黄豆、红薯和洋芋等。层层梯田入云端，一派田园风光，算得上富庶之地。

　　但是，在基本是靠天吃饭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人口急速增长，生产力低下，老家的绝大多数家庭生活拮据，缺衣少食。特别是老天爷“不开眼”的年景，就会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过年之后的二三月份，家里口粮越来越少了，像红薯、洋芋等农作物又没有出来，眼看就要断炊了，焦急的父亲坐在高板凳上，跟一旁带着满脸忧郁的母亲商量，盘算在三亲六戚中，哪些家庭生活同样紧张，哪些家庭生活稍微宽松一点。

　　“外婆、二外婆、舅舅、大姨婆、二姨婆……唉，算了哟！”父亲扳起指头数了数，一脸的无奈。显然，这些家庭日子都是紧巴巴的，这么多亲戚却无粮可借。

　　“李二哥在高山地方，没有遭受干旱，想来玉米收成还可以吧！”母亲好似在海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脸上的乌云变淡了一些。“那好嘛，我们去看看。”于是，父母亲决定去我干爹家里借粮食。

　　一大早，父亲就背着背篓走出家门。走过弯弯绕绕的山路，爬过几座山岭，到了我干爹——一个李姓人家里，开口借了八十来斤玉米。背回家时已到傍晚。父亲放下背篓，母亲搭过手去，两人抬着沉沉一口袋玉米，我撑起柜子的盖子，“哗……”一粒粒金黄的玉米倒进了柜子，弟妹们也围过来，踮起脚尖往柜子里张望。顿时，我感到家里有了生气。

　　干爹家也是穷家小户，但他是个仁义之人。父亲到了他家，不但热情地款待，而且满足了父亲开口借粮的数量，还多给一、二十斤，附带一个特别声明：“这二十斤是我送给你们的，秋后不用还，如果要还，以后就别找我借粮食了。”父亲回到家里，一五一十地给我们讲了借粮过程。等到秋后稻谷成熟，父亲将生产队分的稻谷，背到农机站打成米，称足数量，又沿着那十岭八坡，归还给干爹家。干爹家住在大山深处，与我们是同一个公社，离我们五十来里地，属于高山地区，地广人稀，那些年玉米收成特别好，基本能自己自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来的玉米可以使我家不断口粮。

　　父亲对借粮的事一直心存感激，上年纪后时常谈起，重复着干爹的那一番话，惦记着干爹的那一片情。

　　在那些难熬的岁月里，我们家很少吃大米饭，即使秋后丰收了，分得了稻谷，除非年节，平常日子家里也舍不得做大米饭吃。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唯一生长得好、产量高的蔬菜就是萝卜。一到萝卜盛产期，餐桌上天天顿顿都是萝卜稀饭，以至于现在只要提起大米萝卜稀饭，我就会发怵想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古镇羊角碛读高中，每顿饭钱是七分五厘，吃的是玉米面做的干饭，吃进嘴里，满口都是面，往牙缝里钻，人们戏称“筑火药炮”；吃的菜是老盐菜汤，或者榨菜头汤。我们管这个榨菜头叫“老梭鞭”，因为是从榨菜头上拨下的带有茎的菜皮，不易咀嚼，实在难吃。还好，榨菜汤的味道不错，至今都觉得那是美味。

　　说到肉食，那个时候家家户户一年到头养一头一百来斤的猪，杀了之后得扛半边卖给国家，剩下的五、六十斤肉就是一家五、六口人全年的肉食了。那时吃肉的次数稀少，所以把吃肉称为“打牙祭”。也就是说，牙齿多久未沾油荤了，祭它一下。

　　的确，只有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这些特殊的日子，家里才会沾点油荤。平时见到的油水极少极少，有时候家里熬腊猪油炒菜，吃饭夹菜的时候，小孩子碰巧夹到了油渣，总会分一点点给父亲母亲，父母亲夹到了，也会分一些给孩子们。

　　那些年，实在没办法了，充饥的食物替代品五花八门，吃观音土、挖野菜、剐树皮的大有人在。更有孩子多的家庭，为了一家人能活命，忍痛将孩子送给偏僻的高山生活宽裕一点的人家。

　　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相对祖辈、父辈而言还算是幸福的。听父亲说，在“灾荒年”好多人因为缺粮食，患上了水肿病，脚杆肿得粗如房屋的立柱大，不知不觉路边就有一个人倒下，没了声息。我爷爷日常饭量大，但因长期饥饿，身体犹如一盏缺油的灯，油尽灯就自然熄灭了。

缺　衣

补丁衣上缝补丁

　　记忆中我的第一件新衣服是刚刚上初中时，母亲将她年轻时穿的学生装改了给我。上装还是崭新的，在左胸前有一个小荷包，可以挂钢笔，我当时很喜欢，这件衣服我一直穿到中师毕业。长高之后，我就穿唐姑爷的旧衣服。

　　那个时候的的衣服，多数都是破了补，补了破，补丁上有补丁，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更令人恼火的是夏天的衣服脏了还能洗洗，冬天的棉衣棉裤弄脏了，想洗也不能洗。漫长的冬天常常穿得身上生了许多虱子，太阳出来，天气暖和一点，就有一些老头老太婆坐在院坝的石凳上，褪下自己的或者小孩的衣服捉虱子，两个指甲上挤虱子，挤得满是腥红的血。现在说起来，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皮肤自然发痒。过年或者走亲戚时，要是能穿一件新棉袄棉裤，那是十分风光的。父老乡亲穿的大多是粗布衣裳，夏天里谁要是有一身“的确良”衣服，绝对非常神气。

　　在读师范期间，我从学校发给的生活费中，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买了一段布匹，现在记不得花了多少钱，是丝织品，十分丝滑，原来是打算做条裤子，但是拿在手上太滑了，裤子没做成，布匹也不知丢在哪儿了。

　　那时候，我的隔壁哥哥家境贫困，没钱给孩子添置衣服，四、五个孩子热天还好，可以打光膀子应付。到了冬天，衣服单薄，破烂不堪，就很难抵御风寒。大雪纷飞，寒气逼人，侄儿侄女们穿的鞋子像一只只裂缝的小船，船里盛着雪趟着水，走起路来会发出“奇卡奇卡”的声音，他们只好脱去鞋子，冻得身子骨发抖，嘴里吐出热气，自然地发出“嗖、嗖、嗖”的声音，将身子卷缩成一团，蹲在屋檐下。现在想起那景象都觉得冰凉，心里会打寒颤。

陋　居

大雨大漏小雨小漏

　　我家住的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清代民居，一个大院子长长的一排房子，中间有两间的横堂屋，就像给一根直条条的木棒中间钉上一颗长长的钉子，我家和伯父家就住在中间横堂屋，我的家被称作坎脚屋。大院两头住着我的大三伯、三伯、四伯三家人，大三伯家住右手边的叫隔壁，三伯家住左手边的叫草屋，四伯家住中间叫坎上屋。三伯和四伯十多岁就离开家乡，奔波在乌江上，风里来雨里去，成为乌江纤夫，拉“歪屁股船”，在船上塞“焖甑”，吃过许多苦。所谓焖甑，就是毛头小子年纪小，到乌江的船上打杂，或者学拉船，老板只管三顿饭，不开工钱。

　　我家的房屋楼上楼下一共有一百多平米，属于木质结构的新旧合并的老式房屋。从院子大坝子的走进我家的堂屋，然后是一间我们当地方言叫“房圈”的居室，通过一个过道，下楼梯便是灶屋，隔着木板壁有一间居室，以前是我大姑住，大姑年轻不慎摔断了腿，行走不是太方便，后来就没有成家。灶屋的楼上有一间屋子铺了一张床，然后堆放一些杂物，摆着一个老式的破烂的小条桌，方便我们四兄妹读书写字。我家的房门和窗户又窄又小，屋里的地坪没有硬化，墙角床下老鼠打了许多窟窿，到处堆积着尘土。房屋旁边的那颗大黄葛树肆意的生长，汤碗大的树根冲破泥巴和石头的阻力，都穿到厨房里来了。除了母亲陪嫁的床、立柜和祖上留下来的桌子、碗柜、大水缸外，就是几个高低的木凳，来了客人可以坐一坐。当时也还没有用上电，更不用说什么电器了。家里仅有三张床，一张是母亲的陪嫁，另外两张沉重的老式木床，上面铺着的干谷草，垫的草席，一张只有一床棉被。小时候，我们四兄妹分别跟大人睡在一块，比较拥挤。记得，我是上初中之后，才跟大人分开睡。在寒冷的冬天，两三个人挤一张在床上，有时没盖着半夜被冷醒了，身体直打哆嗦，冷风吹来透心的凉，生个伤风感冒是家常便饭。

　　我家的老屋子是瓦房，没有钱维修，天公开始流泪，房屋就漏雨，大落大漏、小落小漏，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音，我们心急如焚忙着拿出大小的盆子接住从房子上倾泻的水，特别是春夏的大雨和秋天的绵绵细雨，让我们一家大小生出许多惆怅。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候，我真有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和幻想。

行　难

蜀道难于上青天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中师毕业，就去高山偏远的双河镇教书。那时高山地区提前一个月开学，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早晨，我吃过早饭，背起收拾好的背包，从家里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羊角碛乌江边，坐渡船过乌江，在趸船码头乘鸿运客轮行至土坎，再乘土坎电厂的客车到达清水乡，然后在公路边等待搭乘去双河方向的货车；要么坐仙女山林场拉木材的大货车，要么乘双河的丰—35拖拉机。好在那些年司机对老师还是比较友好，只要货没装满，都会接纳顺风车乘客，能坐上这样客货混装的敞篷车算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如果没有车，那只好迈开两条腿，步行三四个小时，走到双河。

　　记得有一次放国庆节，清晨六点，天还没有亮。我没吃早饭就从学校出发走路回家，走到离家还有二三十里的长坡沟边，太阳都快下山了，因为没有吃饭，饥饿难忍，四肢乏力走不动了，我在沙坡上足足躺了一个小时，才慢慢地趟过糯米溪沟，沿着羊肠小道，爬上洪洞沟，翻坪到了富池坝——我的家。到家时，太阳都躲到山那边去了，黑夜吞噬了整个大地。

　　我老家出门就是土路，好多天不下雨，风一刮，尘土飞扬；下起雨来，满路泥泞，坑坑洼洼，走起来更是艰难。村与村、社与社相连的都是小路，赶场走亲戚或外出，男女老少都是步行。最艰难的当数洪洞沟那一段，用“陡峭”和“险峻”两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的确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感。这段路虽然仅有两里，但是笔直得“挺拔陡峭”，人们行走必须手脚并用才能往上爬，小路像一条绳索横着系在三个山岭之上，大人背着沉重的背篓，脚步踩实，一步一个脚印弓着身子往前走，举步维艰。我们小孩子蹦蹦跳跳像花果山小猴儿，不一会就爬到半山腰，在歇槽边，背靠山坡歇歇脚等待大人到来。大人到了的时候，将背篓小心翼翼地凳在歇槽上，挺直腰杆，“嗨呀”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张嘴敞出一口大气，气喘吁吁地大声对小孩叫道：“小、小心悬、悬崖……”这半山腰的路就靠悬崖边，胆子大一点的大人或小孩会胆怯怯偏向岩边探出脑袋，往那岩下一百多米的沟底望一望，嘴里说：“好、好险哟。”然后立即将头缩回来；胆小的成人或小孩经过时，尽可能靠里边山坡走。

　　曾经一位年轻的妈妈背着两三岁的儿子，爬上“叫花阡”那个山坡，小背篓的背带突然崩断，小孩子滚下了十多米高的山崖，儿子的父母亲傻了眼，吓出一身冷汗，都以为娃儿没命了。他们跑到山崖下，抬头看见儿子在半山腰的树丛中，发出“哇哇哇”的叫声，父亲赶紧爬上半山腰，孩子得救了。可想而知，这条路是多么的危险。

变　迁

旧貌换新颜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四十年的奋斗与成就，我们或许是感触最深的一代人。现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吃穿住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说到人们现在的吃，鸡鸭鹅鱼，各种菜蔬，应有尽有，吃啥有啥。现在的人，也不再仅仅只是追求“吃饱”而是要吃得好、吃得舒心、吃得健康。说到人们现在的穿，花色齐全，样式繁多，而且讲究四季服装，穿得舒适、穿得漂亮、穿得时尚。

　　说到人们现在的住，农村居住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庭都盖起了几层楼房，有的还建起了小洋楼，宽敞明亮，富丽堂皇。屋子里不但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人手里移动电话，互联网“户户通”到“人人通”，边远山村融入“地球村”；还有沙发、组合家具、席梦思床和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电磁炉和电饭煲。就拿我来说吧，现在有稳定的工作，有比较固定的工资收入，在城区购买了一百多平米的江景楼房，房屋室内宽阔、简洁、明快、舒适，还在高山地区长期租赁了避暑房。同时，有大屏幕超薄液晶，电器、家具应有尽有。电脑有台式的、笔记本、平板，手机是两、三年一换。儿子大学毕业，在主城工作，有可观的收入，也买了房子，并已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些都是四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说到人们现在的行，无论农村还是城市，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出行不是水泥路，就是柏油路，又宽又平又直，条条大路通“罗马”。许多家庭都购买了进口的合资的国产的小汽车，农村小伙骑着摩托车在美丽的乡村穿行，出行便利、快捷、舒适。而且生活的方式也多样化，钓鱼、户外运动、旅游等都是人们不错的选择。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跟家人虽然没有远足投身车流人流之中，但是，开着小汽车郊游，到了甜柿之乡，徜徉在的田间地头，呼吸着新鲜空气，爬上硕果累累的柿子树，摘下那金灿灿的甜柿；购买农家的土鸡、土鸭、土蜂蜜，刀豆、茄子、老南瓜新鲜菜蔬。一路欢歌，收获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