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夜

　　2017年初夏，我绊着泥泞，踏着春天的脚步，回到了乡下老家。祭扫祖坟之后，在五哥家里小憩。我跟五哥五嫂正拉着家常，突然穿着一身牛仔服、身高一米七几的小伙子急风暴雨般地跑进门来，“叔叔、叔叔”叫得可甜呢，像久别的朋友相逢一样，一点不生分，我一时有点蒙圈，也有些纳闷，这是谁家的孩子呢？我在记忆里，高速地搜寻着这小伙子年幼时的特征。

　　“明奎，这是你大叔！”五嫂把我介绍给小奎。

　　“我知道是大叔呀，大叔好！多年不见，大叔过得好吗？”明奎脸上挂着满满的喜悦，很有礼貌地向我连连点头、问候。

　　“呀！是奎小子，都成大人了，大叔都认不得啦！”我大脑搜寻了一会才倒腾过来。

　　我十八岁师范毕业后，就远离家乡，到高山学校教书，每年仅有暑假或春节才回老家，乡亲中的中年人、老年人倒是见了不少，像明奎这些大小伙子为了忙于生计，都外出打工，几年都很难见上一面。算起来，有二十多年我叔侄俩没见面了。面对眼前洋气、青春、帅气的小伙子，我的记忆像平静的湖水里投入了一粒石子，泛起了一圈圈涟漪，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像电影片段历历在目。

　　小时候，我跟明奎的父辈住在一个清式建筑、大概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院子里，明奎爸爸是我隔房哥哥，是我三伯的大儿子，哥哥们弟兄姊妹六个，家境也不富裕，常常缺口粮，娶了大嫂之后，就从“大家”里分了出来，独立成户过日子。“出头鸽子先遭难”，哥哥是家里的老大。分给他除了一间破烂房子和一些炊具、农具和生活必需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往后的生活，全凭他们自己双手劳动创造。那些年，计划生育也不是很严格，“箩兜”（臀部）很大的嫂子很能生，大侄女不过十一、二岁，后边就有了三四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对双胞胎，家庭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少，吃饭的人多，缺劳力差工分，哥哥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更加艰难了。

　　夏天的夜晚，皎洁的月光洒在地上，银白色装点着大地如同白天一样。孩子们开始了属于童年最快乐、最惬意、最美好的“夜生活”，我们一帮农家孩子嬉戏打闹，在院坝里玩捉迷藏、斗鸡或者占陆等农村孩子最原始的游戏。玩累了，我们就三三两两就地取材，安安静静地横七竖八躺在院坝边缘的石阶上或者自家的一两米直径簸箕里，这些可以说是小伙伴们天然的“床”，躺在这些“床”上，我们仰望蓝色的天空、点点的星光，遥想那个天外未知的神秘世界，不知不觉中就进入梦乡。大人们却在生产队里等待分小麦、土豆等粮食或农副产品。大人把分得的东西背到家时，再生起柴火，做饭、弄菜，待到饭菜熟的时候，孩子们也许梦见周公两三回了。当我和弟妹被母亲贴近耳朵的叫声从梦中唤醒时，我睁开惺忪的眼，面对天空，月亮带着微笑，夜是那么的恬静，月色是那么的美好。我们被母亲那一双粗糙而又温馨的手牵着，一前一后踉踉跄跄，去到厨房屋里，我们狼吞虎咽般吃完了晚饭（准确地说是午夜饭），急急忙忙进房间上床睡觉。天气闷热的时候，我们吃过晚饭，又回到院坝那些天然“床”上消暑、睡觉。整个夏天，明奎兄妹们每天晚上睡在那些天然“床”上，会一直睡到天明，只有阶梯上、簸箕边的露珠和黎明前的凉意，才能把他们“叫醒”。他们一天吃两顿饭，根本就没有晚饭，他们是绝对的“节约闹革命”。

　　那是计划经济的年代，缺衣少食，吃了上顿愁下顿是大多数百姓家常有的事。哥哥家境贫困，没钱给孩子添置衣服，四、五个孩子热天还好过，只要能遮羞，一切就OK了。冬天来临，明奎们穿得衣不遮体，衣服几乎都是由几块不规则的布片制成，破烂不堪，难御风寒。下雨天，他们穿的鞋子像一只裂缝的小船，鞋里趟着水，走起路来会发出“奇卡奇卡”的声音，孩子们只好脱去鞋子，冷得嘴里自然地发出“嗖、嗖、嗖”的声音，将身子蜷缩成一团，蹲在屋檐下。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的身体都不禁打着寒颤，冒出一股股寒意，透心的冰冷向我袭来。

　　那时候，哪会想到有现在的好生活。如今，明奎们几姊妹都长大成人，外出打工挣钱。明奎在广东东莞一个工厂干了近二十年，工作没几年就当上主管，每月四五千元的薪水。老家，也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到了实地，农村干净得像城市一样，他们三弟兄在老家对面的脊梁上，修建起了六大间排面的水泥砖房子，看上去雄赳赳、亮堂堂的，很是气派，这昭示着他们的苦日子、穷日子一去不复返了。